王世襄先生书房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

(资料图片)

癖好，是一个人性情中，最真实的一面。人无癖，则性情寡淡，面目平庸。

收藏，是一种特殊的癖好，是人与物的对话，也是人与自己的对话。

专注于物，是因为物传达了我的喜好，拓宽了我的心目，与物相处更自在。

专注于我，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抵御外界纷扰的侵袭。

断舍离，是一种生活态度，“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清静；无尽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藏“能让我们的灵魂更富足。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局部 【收藏的乐趣】

每个人最本真的一面，就藏在他的癖好之中。

当高高在上的帝王，对一样事物有了痴迷时，就显得更平易近人了些，也更可爱了些。

这天底下，只有一个地方，能让乾隆皇帝每天一下早朝就钻进去，留恋不舍，直到晚饭时间，那就是他的书房——三希堂。

别看三希堂只有八平方米大小，却是清代皇宫里字画收集量和收集价值最高的地方。

这里聚集了晋以后历代名家一百三十四人的作品，包括墨迹三百四十件、拓本四百九十五件。

这些藏品中最有名的，便是“王氏三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旬《伯远帖》。

乾隆帝尤为珍爱这三帖，就放置在书桌台上，每天都会摊开，细细赏味一番。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局部

除此外，乾隆也嗜好收藏印章。

他不但书案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印章，并在每一件得手的书画作品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章印。

所以乾隆也被戏称为字画杀手、弹幕之王。

这些的行为固然让人难以认同，但也展现了乾隆对风雅的向往和对文化的虔诚。

今天大家再提这位古代帝王，想起的不仅仅是，由他参与缔造的“康乾盛世”和自诩的“十全武功，还有他在三希堂久坐不起的背影、他在收藏品中的凸显出的独特个性。

乾隆收藏的印章

收集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属，即便是寻常人，也能在收集之中得到真纯的乐趣。

明代人林有麟，可谓为石痴，为石醉，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收集了102种类奇石，为石类绘图249幅，并编撰成《素园石谱》。

浸淫在石头世界中的林有麟，数十年光阴与石为伴，但在收集之中，他享受到了对事物虔诚热爱，所带来的快乐。

《素园石谱》内页

当然，字画、石头或是书籍，说到底都是雅致的喜好。

风雅的收集也好，怪诞的收集也好，费钱的收集也好，费心的收集也好，都是人生的小乐趣。

只不过有的人把乐趣发展为成就，有的人用乐趣来丰富生活。

无论是哪一种，一个人喜欢收集，肯定是个值得交往的人。

因为一个对世界有着足够热忱和好奇之心的人，大多有趣，有爱。

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将自己的痕迹，深深印刻在世间。

【收藏者的“痴”】

收藏者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从不以世俗的价值，来衡量所爱之物的价值。

一个执着的收集藏者，为了心爱的事物，是真的可以做到万物皆可抛。

以嗜书闻名的明朝文人王世贞，曾在一书商手中发现了一本宋代原版初刻的《两汉书》。

该书曾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的所藏，扉页上还绘有赵孟頫的小像。

王世贞见到后甚为喜爱，但手头上又没带够足够银两，又怕该书被其他人抢去，不敢改日携银再买。

最后，他同书商协定，用自己的一座庄园来换此书。

此事在当时的文人圈引起了极大轰动，世人皆笑王世贞痴傻，他自己却不以为然。

王世贞曾称自己为“尽毁其家以为书”，也算实至名归了。

王羲之 王略帖

为藏品一掷千金还不足为奇，对收藏者来说，面对真爱之物，是性命也比不上的。

宋代书画家米芾，一次和好友蔡攸乘船游玩时，蔡攸取出了自己收藏的王羲之的《王略贴》给米芾欣赏。

米芾见了爱不释手，想以自己的藏品与他交换。

蔡攸不同意，米芾便一个箭步跃上船舷，大声叫道：你若不给我，我不如跳江死了算了。

蔡攸见状，只得把《王略帖》送给他。

相比于米芾以性命相挟，家中收藏了上万个印章，被称为“印癖先生”的清人汪讱庵，甚至连古人最为看重的尊严也肯舍弃。

他曾在朋友钱梅溪家，见到一方汉代铜印，非常喜爱，便一把夺过，直接讨要。

梅溪不许，他就“扑通”一声，双膝着地，长跪不起。

最后梅溪被汪讱庵的痴情所打动，便将印章赠予了他。

号称民国四公子的张伯驹的收藏

“宁自负抱，与自俱存亡”，对收藏者来说，藏品就像身体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宋代文人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在南渡逃难过程中，宁可将细软丢弃，也要保全金石藏品。

清代收藏家吴珍鲁，因舍不得家中的藏品，在当地发生寇乱时拒绝逃走，独身守护藏品，最后殉葬。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曾用他在北京的大宅从碧山房，换了一幅画，这幅画便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

这套宅院，原为李莲英旧居，占地就有十余亩。

张伯驹先生曾说：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多年所聚，蔚然可观。

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

对于他们来说，藏品早已不是外物，更像是具象的自我了。

能耗尽一生来热爱一样事物，实在是人生难得的幸运。

说收藏者执着也好，迂腐也好，说到底都是一种痴。

是对收藏的痴，也是对人世间的痴。

正因为有这份超乎于普通人的热爱与激情，他们才能在痴迷之中，体验到了细微之物所带来的快乐，在这份快乐中，为生命找到了更高的体认和归宿。

张伯驹收藏的杜牧真迹《张好好诗帖》 【收藏的极致】

收藏界有奇人，如王世襄先生。

有人说玩物丧志，王世襄先生却是玩物尚志。

他收集鼻烟壶，便写了《中国鼻烟壶珍赏》；

养鸽子，便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

斗蟋蟀，便写了《蟋蟀谱集成》。

再后来，他对中式传统家具有了兴趣，就亲自去街头巷尾收集家具，并撰写了开创性的著作《明式家具研究》，成为中国古物收藏和鉴赏界，大师级的人物。

王世襄先生的著作

除四旧时，那些精巧的明式家具被人们当成垃圾，随意拆散卖掉或丢弃。

眼看着这些时代沉淀下来的精华就这样被人们毁坏，王世襄坐不住了。

他先是写文章呼吁大家抢救古代家具，在响应的人寥寥无几之后，他干脆跑上街头，亲自将有价值的古代家具一件件抢救回来。

王世襄先生和夫人袁荃猷

为了收藏文物，王世襄先生也算散尽家财。

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曾讲过：

在北京通县，他看中一张黄花梨方桌，价格仅5元，舍不得运输费，就自己一手扶车把，一手扶桌腿，将桌扣在背上，推着车子一步步运回家。

他甚至把给夫人袁荃猷买衣服的钱，也用在了收藏家具上。

如今，王世襄所收集的80件明式家具，都成了明代家具研究中，最为珍贵的文物。

王世襄先生曾说：人舍我取，敝帚珍之。

于别人是无用之物，在王世襄先生眼中确实无价之宝。

而这句话，也成了今天收藏家的座右铭。

黄花梨透雕麒麟纹交椅 王世襄旧藏

尽管被称为收藏第一人，王世襄却不曾称自己的行为为收藏。

王世襄先生曾说：

我过去只买些人舍我取的长物，通过它们来了解传统制作工艺，辨正文物之名称，或是坐对琴案，随手抚弄以赏其妙音，偶出把玩藉得片刻清娱。

有一种收藏者，唯恐自己的珍爱之物被夺走，恨不得将其吞入腹中，他们的收藏，只是为了占有。

还有一种收藏者，通过拥有事物，来理解事物，只有经手，却从不妄图成为事物的主人。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王世襄旧藏

有人说，功夫花在一处，不是高人，也是妙人。

这句话实在概括了收集与收藏的真谛。

从兴趣发起，是收集。将“集”发挥到极致，是收藏。

它们的不同就在于，收藏的价值不仅仅在占有事物和娱乐自身。

王世襄的收藏，最初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却在苦心钻研中成为了该领域的大师。

他的研究成果也好，收藏经验也好，都在启发着更多的人去思考。

《明式家具研究》大陆版

到了晚年，王世襄先生将手中的藏品，尽数留给了上海博物馆。

明明是自己割舍千金，甚至丢下颜面才换来的藏品，为了能让它们流传下去，甘愿拱手让人。

伟大的藏家，大概就是在知道这些事物将不再属于自己时，给予它们更好的归宿。

清人袁枚嗜好藏书，声称唯妻子与书籍不可外借。

但在生命的后期，却把藏书尽数送人，只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读到它们。

张伯驹先生有本书，书名就叫《烟云过眼》，寓意过眼即拥有。

在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先生将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范仲淹《道服赞》等国宝级书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张伯驹先生、王世襄先生，这些大收藏家，最后的的选择是一样的。

《明式家具研究》英文版

王世襄先生曾说：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

藏家的最高境界，应当也在这八个字上——由我得之，由我遣之。

简单理解就是，“由我得之”不易，眼力、财力、魄力都需齐全。

“由我遣之”更不是一般藏家能做到，有了私藏为公的心气，才有千金散尽的大气。

苏东坡《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收藏到了极致，就是一场循环。

拥有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品味和热爱，为了同物进行对话，也为了给自己和世界一份礼物。

王世襄先生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