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对中国50万人11年的研究追踪证实，吸烟可增加56种疾病的发生风险，每年造成约100万人口的死亡。

26日发布的《2022中国控烟观察-民间视角》（下称“报告”）称，随着人口加速老龄化，预计未来20年内将有860万中国人因吸烟而患癌死亡。

“目前我国居民卷烟消费仍然在上升，拐点未到，男性肺癌死亡率还处于上升阶段。即将到来的老龄化和烟草使用导致的危害叠加将是难以承受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原主任，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姜垣在解读该报告时表示。

(相关资料图)

中疾控慢病中心相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等媒体表示，考虑到“烟和慢病的关联程度”，中疾控已在全国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的平台上，试点开展控烟工作。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份建立的全国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共计488个，多项控烟指标也被纳入示范区的评价指标体系之中。今年，中疾控慢病中心除了会继续推进已建示范区的考核工作，还会推进第二批与控烟相关的示范区项目。

大多数戒烟门诊，就诊量低、运营困难

前述中疾控慢病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吸烟会导致慢病发病风险明显提高，控烟是慢病防控领域中“最重要的因素”。

根据一项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院士王辰等中国学者去年12月刊发于《柳叶刀-公共卫生》上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在中国，18岁之前开始吸烟的城市男性吸烟者中，发生各类疾病的风险增加32%，总死亡风险翻番，该类吸烟者中至少有半数因吸烟而过早死亡。此外，吸烟还会显著增加罹患各类非直接致死疾病的风险，例如哮喘、消化性溃疡、白内障、糖尿病和其他代谢疾病。

该研究同时发现，患病前主动戒烟的烟民，戒烟后约10年其患病或死亡的风险基本接近从不吸烟者水平。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戒烟干预是提升社区戒烟率的关键。不过，多名受访业界人士表示，这项工作在基层落地仍然“道阻且长”。

北京朝阳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及烟草依赖治疗研究室主任、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负责人梁立荣告诉第一财经，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戒烟门诊大都开设在公立三级医院，且总数只有百余家，甚至有些人口规模大的城市仅有一家戒烟门诊。

梁立荣说，近年来，在政策推动下，如北京等地区的戒烟门诊就诊人数从一开始每月每周只有四五个患者，到现在一天就有10多个患者；同时，就诊人员的身份也发生变化，从一开始的备孕妇女和中老年人，扩充到无烟党政机关人员、机场工作人员等。但总体而言，在绝大多数的戒烟门诊，就诊量低、运营困难的挑战仍未解决。

梁立荣表示，一方面，吸烟人员往往仅凭意志力戒烟，并没有将戒烟难视为一种高度成瘾性疾病，这让他们对于是否通过药物干预存有疑虑，同时，电子烟的商业宣传也让部分戒烟人群没有第一时间考虑获得专业的戒烟服务；另一方面，在公立医院开展戒烟服务通常只有投入没有回报，要想戒烟门诊的服务能够持续性的落实到位，还需要相关专项经费予以支撑。

为何“患病前主动戒烟的烟民”占比不高？姜垣告诉第一财经，烟草依赖其实可以视为一种慢性病，但社会对于“戒烟”是公卫行动还是个人行为，看法不一。在此背景下，已获批上市的两款处方药和一款非处方药均未纳入国家基本医保，基层医院也因此难以做出相关的药物储备。从用药负担来看，目前，此类药物大致需要花费2000元，用药周期一般是3个月，是绝大多数烟民可以承受的。

梁立荣也对记者表示，由于无法使用医保报销，即便可负担，烟民也缺乏自费买药治疗的意愿。另一方面，戒烟并非只是通过药物干预，还需要一系列临床治疗手段，而一些基层医生因没有接受相关的培训，因此缺乏戒烟干预的技能。

在梁立荣看来，线上数字医疗或可在保证其戒烟有效的情况下，帮助基层实现戒烟服务的“低成本广覆盖”。

为了更好地将控烟行动和基层慢病管理中相结合，业界人士认为，还需要关注“患病却不自知”的高风险人群。通过早诊断、早治疗，减少社区居民因烟草使用或暴露在烟草环境下，而罹患重症的风险。

“筛查可以尽可能降低中国肺癌的死亡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牧表示。

目前， CT等设备正加速下沉基层医院。胡牧认为，对于疾病高风险人群，比如对于吸烟指数大于300的中度以上烟民，直系亲属里面有肺癌的人群，定期做CT筛查是有必要的，可以及时发现肺癌风险。“目前，早期肺癌的手术创伤越来越小，甚至还可以通过不开刀进行根治，这种无创手段对早期肺癌的治愈率几乎为100%。”

控烟需要算“大账”

除了通过基层慢病防治工作，推广戒烟服务、落实肺癌早筛外，更“治本”的控烟行动，是直接减少全民吸烟率。前述报告认为，烟草使用是可以预防的最主要的健康行为危险因素，控烟是维持和提高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一个重要、可施行且有效果的措施。

无烟立法能够高效地保护最多的人免受二手烟危害。但报告显示，截止到2023年1月，我国只有20多个城市实施了地方性控烟相关法规，其中，地方性法规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室内百分百全面无烟”要求的城市仅北京、上海、深圳、青岛、兰州、长春、西安、武汉、秦皇岛、张家口等13个。

立法推进缓慢背后，关键原因之一是“烟草经济”的影响。“在民意调查期间，公众对‘公众场所禁止吸烟’的民意支持率很高，对无烟环境的期待也很高，但一旦要变成法律条文，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就演变成了‘拉锯战’。原本经卫生系统起草好，基本法则和条款比较符合世卫公约要求的稿子，在公开征求意见之后，条款内容出现了‘倒退’。” 中国控烟协会高级顾问、原常务副会长许桂华说。

在许桂华看来，控烟需要算“大账”。从短期看，烟草是“缴税大户”。去年中国烟草税收创历史新高，达到1.35万亿元。有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的卷烟消费已上升至全球消费总数的50％；但从中长远看，烟草使用会导致更多疾病和死亡风险。

为进一步提高控烟措施的可及性和有效性，报告建议，增加控烟经费投入。“为达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使成人吸烟率从目前的25.6%下降到20%，需下降5.6个百分点，这亟需较大数额的经费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