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宝钢，是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12月间，投资最多、难度最大的工程建设项目，最终能够顺利建成投产，离不开党中央与上海市委的一系列调查研究。

反复调研选址上海长江口

(资料图)

上海是我国重要钢材生产基地之一，钢产量占当时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但上海生铁产量却仅有100万吨。1977年，当得知国家冶金工业部有从日本引进钢铁设备、建设钢铁基地的消息后，上海市委认为这是难得机遇，积极争取将项目放在上海。

建设这个钢铁工业基地，最少要花300亿元。中国当年财政收入才800亿元。为慎重起见，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筛选，前提是仿照日本新日铁，建在沿海，吃进口矿。

调查组走访连云港、天津、镇海、大连等10多个城市，这些地方突出问题是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薄弱，难以支撑庞大的现代化钢铁基地。上海的缺陷有两个：一是长江口水深不够，进口矿要建港转驳；二是地基松软，需打桩加固，其结果是成本加大。但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基础和综合能力足以支撑现代化钢铁基地。兜了一圈，又回到上海。

专家开始提出建在金山卫，当地航道水深，滩涂闲置，可以少征农田。但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专家否定这个方案。原因是金山卫濒临杭州湾，处亚热带季风登陆的风口，海面风急浪高，海潮、流速大起大落，矿石船停泊时不易停靠码头，而且远离上海钢厂，铁水运送难以解决。

于是，专家把目光投向了长江口。在长江口，还有东、西两个方案：西方案是石洞口以西的盛桥、罗泾一带；东方案在石洞口以东，离县城较近，且规划区中间有一个滑翔学校可直接作为施工基地。

日本专家组和上海市领导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到现场踏勘。最后选定东方案。陈锦华说，上海南有金山（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北有宝山（宝山钢铁厂），遥相呼应，为国家积累金银财宝。就这样，宝钢以宝山而得名。

1978年3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冶金部、上海市正式向中央呈报《关于上海新建钢铁厂的厂址选择、建设规模和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两天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及相关副总理批准报告书。

1978年12月，中国技术进口公司和日本新日铁公司在上海锦江饭店签订《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

1978年5月，上海市“革委会”、冶金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1978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12月，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日本新日铁公司《关于认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及高炉、焦炉、转炉三个成套设备的合同，在锦江小礼堂举行签字仪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当天，宝钢正式动工兴建。

1979年6月，陈云在上海调查解决宝钢建设中的问题

在“调整”声中坚持干到底

1979年初宝钢建设刚起步时，就遇到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期。国内投资最大、引进技术装备最多、主要依赖进口矿石的宝钢工程，成为争议最大项目。由于国家建设资金紧张，宝钢与外商签订的购买设备合同难以兑现，建设一度停了下来。

就在宝钢究竟要不要下马的关键时刻，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4月底开始，陈云对宝钢建设进行约一个半月的专项调查研究。5月底至6上旬，他赴上海考察调研，听取各方意见，了解当工程进展。

陈云认为，宝钢上马是仓促了，考虑有不充分的地方，反复比较不够，工作有欠缺之处。但宝钢生产的钢材，质量、规格、品种，国家都是非常需要的，因此这个钢厂非常重要。

陈云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签字，关系到国格。关于宝钢的工期问题。陈云建议宝钢一、二期工程，距离能否拉开一些。关于宝钢的配套问题、设备制造问题，陈云指出，宝钢建设有个大配套的问题。宝钢这一套设备还是立足国外，全套技术资料一定要买下来，将来自己搞。他还指出，立足国内的方向是对的。对国内机械工业的能力还是有信心的，只要决心搞、专心搞、认真搞，是可以搞好的。宝钢工程决不能“下马”。

陈云回京后，三次召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专题讨论宝钢工程问题。在6月16日会上，陈云和李先念分别作了讲话。陈云强调，对这个工程要“干到底”“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是为了取得经验。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应该要做出榜样来。”

李先念指出：“想把国家搞得好一些，搞点实力起来，你弱了，人家不理你那一套！”他要求全国“各条战线都要支持宝钢”。

7月，邓小平到上海视察，在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时表示：“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干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同年9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作出了“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预言。

9月，中央批准国务院财经委和冶金部等单位关于宝钢建设的肯定性意见。宝钢在一片“调整”声中得以继续建设。

建设中的宝钢一期工程。宝钢一号高炉在吊装

在“调整、退够”中再“上马”

1980年国民经济的三年调整进入第二年，为了加大调整力度，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原先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宝钢建设问题，又一次成为焦点。原因是，宝钢在建设过程中，产生基础桩位位移的问题。

1980年夏季，正在打桩的宝钢初轧工地发生桩基位移。社会上议论再起：“宝钢地基松软，今后可能滑进长江。”尽管专家经过现场踏勘，认为“土建位移属于正常情况”，“位移量并未超过上限”。但桩基位移以及其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又引发关注。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检查了因1977年特别是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新冒进所造成的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在全国省（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上，提出宝钢工程是否停、缓建和下马的问题。不久，国务院正式通知上海：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11月4日至5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决定：宝钢工程一号高炉系统（一期工程建设）推迟到1984年建成，二期工程全部停、缓建。而在当时，国外供应的设备和原材料正源源不断运来，6万多施工队伍正在工地奋战。

12月23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再次讨论宝钢工程调整问题，决定：宝钢二期工程停建。关于一期工程是否继续建设，采纳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的建议，组织专家论证；同时，要求宝钢工程现场保持稳定，做好停、缓建工作。会议提出，宝钢工程建设要“调整、退够、下好。”

“下马，损失太大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锦华却并没有因此放弃宝钢。12月30日，兼任宝钢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的陈锦华向国务院领导写信，陈述对宝钢工程调整问题的意见。为了“把损失减到最小程度”，陈锦华建议“不作下马处理，而叫缓建，即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对于今后的建设，以至对国内外的影响都是有利的。”

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论证会于1981年1月7日至11日在北京、12日至31日移至宝钢现场举行。中央17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专家和教授200多人参加论证。同年2月，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宝钢论证会的情况汇报，决定宝钢自备电厂继续建设。8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国家计委、建委联合发出通知：宝钢一期改列为续建项目。宝钢一期建设得以重新上马。此后，宝钢一期工程进展顺利。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听取宝钢负责人关于一期工程进展、二期工程设想的汇报。听完汇报后，他为宝钢职工题词：“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图为邓小平在为宝钢职工题词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

视察宝钢后，邓小平对宝钢二期工程逐年需用的投资心中有了底，针对宝钢二期要不要上、何时上的问题，他指出：“宁肯借点债，付点利息，也要争取时间。”“这事要确定下来，今年就干，争取时间。”邓小平的决策，把宝钢二期工程建设的时间提前了两年。

1985年9月，宝钢一期工程建设建成投产。

弹指一挥间，经过40多年的发展，宝钢取得举世瞩目成就。2016年12月，宝钢与武汉钢铁公司合并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如今，中国宝武已经成为全球领先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栏目主编：张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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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金平